在美国，我是个书呆子。几乎没有社交，朋友寥寥，但成绩满分。天才班，提前四年考SAT。我正沿着一条清晰的轨道走，一个内向的学者型人物，拿着一份高于平均水平的薪水，做着大多数人觉得无聊的技术工作。社交上的笨拙？用”聪明”就能兜住。
然后我搬去了中国上学，发现所有人的性格跟我一模一样。
当头一棒
在上海顶尖的延安中学，我被一群比我更擅长”我赖以建立全部身份”的那件事的人包围了。在美国让我与众不同的特质，在中国只是起跑线。我的自尊和自我同时遭到重击，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。
我试过夺回某种”昔日荣光”，试过做回”原来的自己”。后来累了。放眼望去，一群人都在为同一场考试拼命优化，而且大多数人比我更擅长。选择摆在面前：继续在一个我只是平均水平的赛道上较劲，或者开始问一个新问题，我可以成为谁，而不是我曾经是谁。
被剥掉的东西
在这里，我用来支撑自我感知的一切被逐一拿走了。一无所有之后，我被迫重新去发现真实的自己。
领悟是一层一层来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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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是浅薄的。 当成绩是我拥有的”财富”时，我从来看不清这一点。社交动力远比我愿意承认的重要得多，而教育体制对高考的偏执专注，正在批量生产一种精致的空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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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兴趣是外驱的。 尽管我在理科和数学上曾经表现优异，但我对这些学科从来没有内在兴趣。我追求的是成功带来的地位。那些动力是匮乏感穿上了求知热情的外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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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刻板印象塑造出共情。 作为在中国的外国人，我被视为二等，更高的费用，更低的地位，莫名其妙的规则。走进一个群体就立刻感到被排斥，被当成花钱进来的蠢笨小丑，这种疼痛会渗透进一切。但它也让我理解了站在另一边是什么感受。
柏拉图的洞穴
我被强行从洞穴中拽出来，推进阳光里。眼睛灼痛、刺痛，看到一个我不愿看到的现实。但这个真相是解放。
那个舒适的身份，聪明的孩子，好成绩，走向体面的职业，是一个局部最优策略。布迪厄会称之为惯习碰撞：我的内部规则手册遇到了一个不奖励它的场域，由此产生的犹疑不是个人失败，而是结构性错配（参见品味的武器化）。这套策略在塑造它的环境中有效。移植到另一种文化后暴露了它的本质，它依赖环境，而非根植于身份。那个感觉像是核心身份的”聪明”，实际上是一个参考点伪影，我只是相对于我恰好成长其中的样本才显得特别。用猫与狗的语言来说，我的身份完全是”狗式”构建的，通过观察别人、发现自己在他们之上来定义自己。当样本变了，身份就塌了。而这恰恰是”猫式”身份可以开始的时刻。
在复旦念大学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。年轻人之所以容易受骗，只因为他们太急于希望。教育体制的问题延续着，外国人依然是二等公民，我曾想象的知识殿堂不过是同一种偏执换了个方向。取代崩塌身份的，往往是精致平庸，用可见的轨迹标记来替代被流离剥走的实质。
剩下的是什么
中式和谐十诫是流离所剥去的那套特定操作系统，而幻影之子则是独生子女的变体，系统将孩子与自己的理想化未来三角化，制造出一个假自我，一旦催生它的文化被移除，假自我就会崩塌。每一条诫命都是为家庭系统量身定做的局部最优策略，从来不以个体的幸福为目标。不敢信任快乐正是流离所暴露的那道特定创伤：一个从未被允许去想要的孩子，在一个追问”你想要什么？“的文化中发现，这个问题带来的不是答案而是瘫痪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我留在美国会怎样。但在中国的那段时光已经成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正是在这里，我看清了建立在外部指标上的身份有多脆弱。正是在这里，问题从”我擅长什么”变成了”当我什么都不擅长的时候，我是谁”。
这个问题没有舒服的答案。但它比旧的那个更对。纵深自由说的是职业版本：离开机构生活的自由人面对同一片虚空，没有深度向量，没有人可怪罪，以及那种可怕的自由：去建造真实的东西，或者永远停留在表面。旅行可以是对这类身份创伤真正的暴露疗法，迫使神经系统通过直接体验去学习：即使失去了那些标记，你依然有能力。但如果你从不把领悟带回家，它也可以变成逃避。
参考：
- David Jiang: China’s Education System Made Me an Individual — ChinaSmack Diaspora